随着《走西口》、《乔家大院》、《晋商》等电视剧的热播，“西口在哪里？”成为许多地方为了发展文化旅游事业不断争辩的话题，右玉说的是“杀虎口”，河曲讲的是“西口古渡”，甚至有学者称西口就是包头和归化（今呼和浩特市），引经据典、唇枪舌剑、各执一词，争得你死我活、不亦乐乎，其实，这是没有任何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论争。

中国史学界早有定论：“口”是指明代隆庆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汉族与边境少数民族“互市”关口，所以，人们便把长城以南称“口里”，长城以北称“口外”，从“口里”穿越长城进入“口外”，大多要经过某个“口子”，因此便把明清时期河北、晋西北、陕北等地百姓到内蒙的经商、垦荒等活动称之为“走口外”，“跑口外”，而由于清光绪年间二人台《走西口》在长城内外的广为传唱，人们便约定成俗，“走西口”取代了“走口外”和“跑口外”，成为一个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名词，为世人所认可和接受。综上所述，因长城沿线有许多口子，“如：九门口、古北口、喜峰口、独石口、张家口、新平口、得胜口、杀虎口、麻地口、神木口”等等，仅山西境内新平口至陕西境内神木口1080里的边墙（明长城）就有39“口”，所以，“走口外”、“走西口”仅仅是泛指，绝不是某一个地点就是真正的西口，而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走口外的最佳路线，都有穿越长城最近的口子，府谷、神木的百姓不可能专门跑到右玉的“杀虎口”或河曲的西口古渡坐船走口外，所以，这一地区长城沿线每个口子都可以叫“西口”，“西口”是个“大口”，西口文化是大文化。

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。清初，经过康雍乾三世，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，到乾隆时期，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，人地矛盾尖锐，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，“走西口”、“下南洋”、“闯关东”成为三大移民浪潮。清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，康熙帝在亲征葛尔丹叛乱时沿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宁夏等地巡边，看到长城沿线官民生计十分困难，便同意了地方官员和蒙古王公的请求“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”，将陕西边外东林他拉、苏海河噜等蒙地交于汉人耕垦，开放“禁留地”（黑界地），史称放“边”，这样“沿边数州百姓岁岁春间出口，皆往鄂尔多斯地方耕种”，此为清代府谷、神木、河曲、保德、偏关等县百姓走口外之始。雍正时实行“借地养民”政策，每逢灾年，允许内地灾民可往口外蒙地开垦土地谋生。在政府的默许下，“走西口”的人越来越多，出现第一次高潮。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，西方列强强迫清廷支付各国“赔款”白银四亿五千万两，史称庚子赔款。为了筹措赔款，清廷采纳了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开垦蒙地押荒银中筹款的建议，任命兵部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，在鄂尔多斯设垦务总局，沿边各地设分局，开放蒙地，这次放垦引发了陕北和晋西北大量汉民北迁，深入到内蒙河套、包头、呼和浩特等广大地区，形成了历史上第二次走西口高潮。

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，也是文化活动的载体，随着人口迁徙，陕北、晋西北、河北等地的文化与内蒙古本地的文化相互交融，逐渐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西口文化。

从西口文化产生的背景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：西口文化实际上是蒙古族文化和汉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，她包涵了“草原文化、黄河文化、黄土文化”等诸多文化元素，具体表现在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，如语言文字、宗教、民俗、戏曲、文化教育等等。西口文化涵盖的地区包括内蒙古河套、包头、呼和浩特，陕西府谷、神木，山西晋西北的河曲、保德、偏关及雁北和河北北部等地区，西口文化就是这一地区长时期文化交融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文化。

2011年6月8日，国务院公布了我国国土空间开发规划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》，明确提出了“呼包鄂榆”地区为国家重点规划的18个区域之一，从经济和社会事业各个方面进行重点开发。实际上，从300多年前走西口到现在，这一地方不仅形成相同的经济结构，同时，也形成几乎相同的文化，而西口文化则是“呼包鄂榆”地区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值得许多人深入研究、探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