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常州人是什么口音，已无从查考。不过，可以断定的是，今常州话是本地土著语言和中原语言多次混合、互相影响的结果。商末，太伯和仲雍到吴地与当地土著结合，所说语言被称为吴语。以后历代，每次战乱（主要有吴楚之战、衣冠南渡之时、蒙元入侵、满清入关、太平天国时的战乱等），中原居民都要大规模南迁。一方面，中原居民与其周边民族混合形成现在的北方官话，另一方面，中原居民与吴地居民混合，形成现吴语。
咸丰时，清军和乡团练与太平军在武进、金坛、溧阳激战，当地人口锐减，“行终日而不见人”。因常州处于吴方言与北方官话区的交界线上，就有北方官话区移民大批进入。例如，金坛原有的老金坛话属于吴语。到咸丰十年(1860年)，太平军第二次攻打金坛城，与清军血战110天，城中人丁7万余仅存不足3000，全县遗民不足3万。此后，因移民进入，到同治四年(1865)，人口升至87024人，光绪十年(1884年)人口又升至176500人。由于这一重大变故，今金坛县存在双语现象，属于吴语的老金坛话与属于江淮官话(江淮官话 为北方官话一支系，通行于安徽省长江两岸地区,江苏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,长江南岸镇江以上、南京以下地区，以及江西省沿江地带)的新金坛话并存，且新金坛话占优势。而在清代前期，当地人说的肯定是老金坛话。因为清代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中所引金坛方言和龚自珍《金坛方言小记》中所记金坛方言均与现在的老金坛话相同。
太平天国失败后，在武进西部(夏溪、湟里、成章)，有苏州巨富许万台以工代赈，经营垦荒，出租土地，吸引苏北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大批移民定居(大部分是苏北人)。在北部(小河、孝都、魏村、圩塘)一些乡村也有以苏北人为主的移民落户江边“下滩”垦荒。溧阳境内有河南(光山、罗山等县)、苏北(兴化、高邮等县)、浙江(温州)、安徽、湖北移民定居溧阳，他们分别聚居在平桥、永和、上兴等丘陵山区和余桥、古渎、前马等荡滩圩区，同时使用溧阳话和原籍话。如县城属于吴语的“勿要”连读，在西北部乡村被说成江淮官话的“不要”。这就形成一些外地方言岛。他们说两种方言，在家、村里说原籍话，与当地人说吴语。
由于与江淮官话区毗邻，又由于外地方言岛(它们大多讲江淮官话)的影响，常州话的口音、词汇带有较多的江淮官话色彩。如常州人说“锅子、脚盆、穿衣服、东西、说话、跪”，与江淮官话相同，吴语区其他地方则一般说“镬子、脚桶、着衣裳、么事、讲闲话、跽(读音为“巨”)”。常州有人讲“拉鬼”làgui（奇怪。为方便读者，以下注音主要使用汉语拼音，所表语音只是近似）、“假妈拉鬼”(装模作样)、“唉呆”heidei(迟钝)，这些话就是与邻近的江淮官话区共有的方言。但是，常州语音仍完整保留古全浊声母的体系。如店、志、绢、富等字分别读清音声母，电、治、倦、妇等分别读浊音声母，而官话区人往往把它们读成同音。
1928年赵元任在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中把常州话分为“街谈、绅谈”，亦可称为民腔和官腔，即下层群众的口音和上层人士的口音。所谓“绅谈”或官腔是常州绅士所说的口音。绅士因为与外界交流更广泛，又有文化，所以说话带有更多的官话腔调，也更多地使用“文读”语言。在除北方话以外的方言中，存在着文白两读的现象。所谓文读，就是用南方语音说北方话的词汇，因为当地没有这个词汇，所以当这个词汇进入当地时，就只能使用北方话的读音，因为当地的发音方式和习惯与北方话不同，所以不免带上当地口音。白读则完全是用当地方言语音读相应词汇，因为当地方言中也有这一词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