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过18日、19日两天的抗河工斗争、请愿、集会和游行,广大群众的斗争性、积极性空前高涨,为了进一步搞好下一步的斗争,19日晚上,我们在城北马刘家村召开了区以上党员负责人会议。会上大家认真分析研究了当时形势,许多同志认为目前群众情绪高涨,已经发展到非进行武装斗争不可了,你不动手,敌人就要动手了。这一估计是对的。此时探知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已调遣了两连骑兵,十万火急向庆云县城开来,我们遂决定举行武装暴动,连夜缝制红袖章、红旗,积极进行暴动准备,并要在第二天严家务大会上,将袖章发下去。同时大家还分析研究了当时有利于武装暴动的因素和条件:严家务有40个民团,队长姓王,和我们有关系,可以利用;除驻守城里的以外,分散在全县的民团、警察还有200多支枪,他们驻得很分散,驻地都在群众包围之中,而且民团中有一部分党团员同志和一些同情分子,武器容易被收缴;另外,我们在反挖河、抗河工斗争一开始,就已估计到有发展成武装暴动的可能,所以已令特委交通邸玉栋即刻通知铁道东各县,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。其实,在东林庙会开大会,撞开城门冲进城,包围县政府,从监狱要出胡恒熙、张笃骞二同志,强迫县政府答应8条,收缴城门民团3支枪,又在板营集会游行,收缴警察40支枪,即已经开始了暴动,现在要在一个县里举行暴动,周围如果积极响应,开展活动,至少可能起到牵制作用。仅在刘子芳手里,就可很快集中起很能打仗的100多人枪,阻击敌人。
4月20日早晨,当我和胡恒熙等人正向严家务方向走时,刘万春同志迎来告诉我们,城里的民团、警察已集合起来,配合上边派来的骑兵要进行镇压,要我们最好别去。我说今天不去不大好,如果我们早到了,把旗帜、袖章早点儿发下去即分散,敌人去了就会扑空。当时我们规定就在当夜开始行动,把城外民团、警察的枪收缴了,先在几个地方集合,最后集中到庆云县和无棣县边境。因为无棣县属山东省管辖,山东省主席是韩复榘,还没有打听到他那里有什么行动,只有河北敌军有调动。
情况紧急,事不宜迟,我们加快步伐,赶紧走到了严家务村。严家务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,集市也很大。我们将会场设在靠村子西面的小学前面,到会的人都是各区的骨干分子,本村的民团关着门没有出动。就在我们刚开始散发旗帜、袖标时,在村外放哨的两个人急匆匆跑回来告诉说,敌人来了!说话之间传来枪声,是敌人的自行车队开了枪。这时我们只有少数手枪,绝大部分人赤手空拳,而敌人全副武装的大约有200多人,已跑步跟在车子队后面围上来。面对敌情,我们赶紧把参加大会的群众往东西集市疏散。待到参加会的五六千群众疏散完了,多数同志也跟在群众后面分散隐蔽了,我们剩下的人再想躲避隐藏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时有几个人躲到小学里面去,我和胡恒熙简单商议了一下,决定进村子隐蔽。我们分头行动,往村子里撤去。敌人见我们没有还枪,便一窝蜂似地尾追而来。我翻墙越屋,穿街走巷,从街中间一直跑到村西头。当我跑到一家农院里时,一位30多岁的农民赶紧叫我进到屋内,并立即脱下他身上的衣服让我换上,想把我掩护起来。但是,穷追不舍的敌人很快从四面包围了这所院子。穷凶极恶的敌人闯进来,照着我就打了一枪,正打在我的左手上,一个手指头被打掉,两个手指头被打断,只连着一点儿筋皮,鲜血直流。我负伤被捕了。
这一次在严家务,我们一共9个人被逮捕,有7个党员,1个团员,还有1个非党的进步村长;其中3个人受了伤,除我之外,胡林晓被打伤左胳膊,杨德然被打伤头部。由于我和胡林晓受伤较重,敌人要了两副担架,把我俩和其他被捕的人一块押回了县城,分别关进了公安局和县监狱。
第二天,敌人又在城南大肆搜捕,抓来8个人,其中有7人是农民积极分子,另一个小商人打扮的则是青县派来联系工作的同志。就这样,在敌人的武力镇压下,我们17人落入敌手,被捕入狱,轰轰烈烈的马颊河农民抗河工暴动失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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