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、与官博弈，落花流水

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伍秉鉴的画像全都是穿官服的，他是商人，但是，我们看到他的画像全部是穿官服，为什么商人这么喜欢穿官服？就十三行商人的社会地位有几点我想说明一下。

1．士农工商

2．官贵民贱

3．藐视产权

4．保商制度

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面，士农工商，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，不管你赚了多少钱。中国又是一个皇权至上的国家，代表皇权来行政的是一个庞大的、强力的官僚体系，所以是官贵民贱，这是社会的常态。尤其十三行商人的顶头上司粤海关，那时候粤海关的关长叫粤海关监督，粤海关监督都是皇帝的嫡系部队派到广州来收税的，就好象今天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、杜聿明、张灵甫是他的嫡系部队，那时候的粤海关监督就是粤海关的关长，都是皇帝的嫡系、心腹。

当年的英国人看到了十三行的商人有这么一句评论，英国约翰·巴罗说“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……”。

另外一个英国人岱摩很快通过十三行商人，他看清楚了中国商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，他这段话讲的很有意思。岱摩说“在海关监督面前——他们都是高级官员——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，跪倒在地，叩首多次。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，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，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，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，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。”第九粒扣子是什么位置？领口是第一个，第九粒扣子到了什么地方，那种视线，你从来不敢看他那么高，你想想行商那种表情。这是他的亲眼所见。

我们大家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《卖炭翁》：

卖炭翁，伐薪烧炭南山中。 ……

翩翩两骑来是谁？黄衣使者白衫儿。

手把文书口称敕，回车叱牛牵向北。

一车炭，千余斤，宫使驱将惜不得。

卖炭翁卖的炭，第一句话就说明，他砍柴烧炭，炭的产权是属于卖炭翁的，但是，当他把炭拿到街市上卖的时候，突然间来了两个人，翩翩两骑来是谁？黄衣使者白衫儿。皇宫里的太监和爪牙来了之后，不由分说，把一车炭拉起就走。所以，拿着皇帝的文书就说“这是皇帝的命令”，拿走就拿走了，你一点奈何都没有。

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十三行商人也是卖炭翁，专制王朝从来都蔑视产权，政治权力就是就天然的抢劫权，合理的，这是天然的。十三行的商人也是，他们的财产被官府和朝廷可以随时去剥夺。

这段话是在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法国商人写给广东官府的一个报告里的一段话，“借办贡物名色，需一索十之恶习，宜加严禁也。查从前采办贡物，关宪每先列单，当面饬令行商购备，定价不过敷用而已。近十余年来，每遇需用一件，关吏与内司与地方官，向各行索取，奚啻十件，日无宁晷，以一件藉办贡物之需，或藉为某大人自贡之用，余则归其私囊，任意单派，无论行商之有无，日催坐迫，或索银两代买，或指已向某店买到，令还银两，不一而足。若不应与，则挟恨寻事，惨不胜言。”这就是伍秉鉴所处的时代，就这样，那你说他跟卖炭翁有什么区别？

另外，还有一个保商制度的问题，所谓的保商制度就是，当时的大清王朝，官员是很尊贵的。我们现在叫外国友人，那时候外国人被中国人看不起，叫蛮夷。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两广总督倭什布：天朝国法森严，大臣、官员不准与番国交接。官员是不能跟外国人混在一起的，不能够见面的。那么，在广州口岸这么多外国人，这么多外国的事要跟官府打交道，怎么办？好办，有十三行商人。所以，当时有一种“保商制度”，所谓保商制度就是，十三行的商人在中间，外国人也好，官府也好，这两头有什么事情都是通过十三行的商人，这叫保商制度。外国人来了一定要找一个保商，这个保商就要对这个外国人所有的一切负责任，什么事情都要负责任，包括你收税也好，包括刑事案件也好，包括你的吃穿住行，保商要把他所有的东西包起来，所有的风险你都要担起来，有什么事情官府找你。他就夹在中间，这边的西方人很强悍，那边的中国官府很蛮横，中间是很弱小的十三行商人，就是这么一种制度。

马克思说：“如果诸位看一看文件，便会发现，当约翰·包令请求会见叶总督时，总督是准备会见他的，不过指定商人伍浩官的座落在城外的房子作为会见地点……约翰·包令却觉得，除了总督官邸以外，到任何地方去有失尊严……”。

那时候已经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了，不是一口通商的时候了，总督答应见了，不过不能在官方的地方见他，会见的地址要安排在伍浩官的家里。约翰·包令就不干，他说要见的话，就在总督官邸，除了总督官邸以外，到其他任何地方去都有失尊严”。因为约翰·包令是当时的英国特派全程大使，等于是英国钦差大臣，代表英国来办中国的事情到中国来。后来约翰·包令就接任了香港总督。马克思就讲到了这件事情。虽然那时候已经没有保商制度了，那时候已经一口通商结束了，但是，那种历史惯性还在，外国人跟官府之间有什么事情十三行在中间就要起中介作用。

前面讲了这么多的情况，这就是十三行商人所处的环境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十三行商人该怎么办？他们有什么对策？首先就是要捐官，花大笔的钱去买官。虽然买来的官没有实权，是个虚名，虚名也是官，他也可以有顶戴，也有官服，所以我们看到伍秉鉴是穿官服的。

伍秉鉴捐的官是三品，那是最高的，当时十三行商人里面能够捐到的官是最高的，后来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，可能他的儿子伍崇曜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，朝廷认为他还算是有些功劳，就赏了个二品给他，伍秉鉴是三品。除了捐官以外，还要积极主动的去勾结官府，不但要勾结广东的官，还要勾结朝廷的官，要大把大把的撒银子，而且要从你一开始当行商的时候就要撒银子。你要当行商要申请，因为行商是个垄断的商人，你一定要经过官府的批准，最后要皇帝恩准了，有皇帝的上谕你才能当行商，当时是个很重大的事情。按说这个事情是公事公办，等于申请一个营业执照，但是，私下里他要给粤海关监督行贿一大笔银子，你想得到营业执照你要行贿多少银子呢？史料上一般的记载是2-6万两才能得到营业执照，这是私下的行贿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很多自愿的、被迫的捐输，什么事情动不动就找你们行商捐钱。

有历史学家统计，1801-1843年，伍家怡和行仅送礼、捐输和报效的银钱1600万两，1834年，伍氏整个富可敌国的家产才1872万两，但是，他们的捐输达到了1600万两，这是有历史学家的统计。这是一个说法。

还有一个说法，光绪年间《广州府志》：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，捐输为省内冠，在全广东省里他的捐输是最多的。十三行商人长期以来在外国人和官府两头极力的周旋，往往还是力不从心。在1831年的时候，因为英国商馆是在珠江边，英国人想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，由怡和行出面跟官府疏通这件事情，当时伍崇曜出面到广东官府去出面疏通这件事情。当时的广东巡抚听了以后非常不高兴，勃然大怒，发怒要把伍崇曜杀了，吓的伍受昌马上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，旁边还有粤海关的监督，粤海关的监督就帮着说情。由于他跪了那么长时间，粤海关监督又说情，最后才免于一死，当时把伍受昌吓得要死。两年以后伍受昌就病逝了，然后他的五弟伍崇曜才顶上来。所以有些专家学者说伍受昌英年早逝，恐怕跟那一场事故很有关系，就是英国想扩建码头的事情，可能很有关系。

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7年，那时候伍秉鉴已经去世了，尽管那个时候，随着一口通商的消亡，一口通商结束了这个制度以后，保商的制度也就跟着消亡了。但是，因为那种惯性还在，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，英国人就攻打广州，这时候官府又叫怡和行出面在中英之间进行调情，实际上就是议降。

当时《伦敦新闻画报》在1857年2月21日里，《伦敦新闻画报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，“另一张速写表现英国驻广州领事在卸任时跟伍浩官、卢茂官、潘启官等老一辈的行商们辞别的情景。”第一个名字是伍浩官，伍秉鉴已经去世了，这个伍浩官是伍崇曜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张速写。

这些商行已经用西方的礼节来跟西方人打交道，行商们是握手，左边第一个行商领头的估计应该是伍崇曜，右边这个是英国驻广州的领事，叫做巴夏礼，你看到这个场面，好象大家比较平静，比较友好，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个巴夏礼长期在十三行，这是一个中国通，在十三行，他把自己练成了一个中国通。这个人是非常暴躁和骄横的一个人。所以，当时伍崇曜找他去调停的时候，他也照样是脾气非常大，然后狠狠地打了伍崇曜一个耳光，当时搞的伍崇曜非常狼狈。所以我刚才说，在与官博弈的时候，商人只能是落花流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