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遂良（1907——1975）广州市白云区蚌湖镇黄榜岭村人，先世以耕种为业，祖父和父亲在杨遂良出生前，已先后去美国和加拿大，田地由伯父和五叔照顾耕作，并依靠侨汇补贴家用。

杨遂良是这个大家庭的长孙，八岁入乡间私塾读书，17岁到广州市考入八桂中学读书，这是他接受新知识的开始，也是萌发新思想的开始。

当时广州正处在北伐前夕，各方革命人物云集于此，各种革命组织、各类进步书刊纷纷出现。年青的杨遂良这时阅读了《响导》、《民国周刊》，开始接触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，又听过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，尽管他不甚了解，但却隐约看见祖国未来的曙光。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，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仇视。1925年6月23日，他参加广州人民举行的反帝示威大游行，当队伍经过沙基时，竟然遭到沙面的英帝国主义者的开枪扫射。他虽然没有受到伤害，可是亲眼看到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，给他一次深刻的教训。学生们立即组成宣传队到各地宣传，他参加北江队，在曲江、英德县城的街头，对群众讲述沙基惨案发生的经过，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。

1925年冬，他父亲在加拿大病故。由于外汇断绝，加之他的大家庭又分了家，他于前一年已结了婚，杨遂良需要负担母亲、妻子和幼妹的生活，不得不中途退学。1926年春回到乡间，在中心小学当教员，靠月薪20元，维持生活。因为他于1925年已在广州加入中国国民党，回乡后便联合禺北全区的党员开会，成立了一个区党部和三个区分部，他被选为区党部和蚌湖乡区分部的执行委员，第一次以区党部的名义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告民众书，历时一年，就停止一切活动。1926年冬，国民党番禺县党部举办小学教员训练所，主要是政治训练，他在该所受训一个月。1927年5月又考入广东地方武装团队训练员养成所受训，其规模与课程，跟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相似。此次受训，为他此后长期参加武装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
1928年4月，他在养成所结业，被派回禺北组织地方警卫队，出任大队长。这支队伍接受伍观淇的领导，他与伍观淇的关系日渐加深。1929年春，奉伍观淇之命跟随梁漱溟去华北一带考察乡村自治事业，参观过黄炎培主办的徐公桥实验区、陶行知主办的晓庄学校、北京琉璃河的信用合作社、定县的农业实验区，又到山西省太原、大同、汾阳各地考察一般的乡村自治，行色匆匆，历时两月。在这个时候，伍观淇的儒家哲学，梁漱溟的村冶学说，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。担后来面对旧中国农村的破败衰落，他渐渐觉得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不能救中国，乡村建设理论又软弱无力，而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的野心日益暴露，使他的思想陷入极端苦闷之中。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悍然派兵侵占我东北全境，接着又在上海制造事端，挑起“一二•八”淞沪战争。是时全国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呼声响彻云霄，禺北地区也成立了“禺北警卫队训练处”，开始作好抗日战争的准备。他被推为主任，内分总务、训练、宣传三组，分成若干小组下乡做广泛发动和组训群众工作。不久，他调到县府担任基干队长。1933年5月该队扩充为训练大队，他任大队长。是年冬，陈济棠到萝岗洞赏梅，在归途中，经过禺东公路时，被当地的警卫队开枪射击，此事本与他无关，但也被上级撤职。1934年初，他被番禺县政府聘为顾问，不久，调任县习艺所长，专门收容贫苦无依的大众和部分犯有轻微罪行的犯人。

这段时间，他跟民主人士陈汝棠和同学李一之常有会面，又常常讨论中国的前途和国际间问题。他从李一之处借到《西北印象记》阅读，才知道红军长征的经过和中共在西北的措施，思想上逐渐有了转变，只是由于家庭生活的负累，尚未有参加革命的勇气。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，他便辞去习艺所职务，参加中央军校广州分校学员班的考试，11月入学，1938年5月结业，出任番禺县第一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二集训大队长，不久又兼任番禺县第三区区长，集当地军政事务于一身，任务十分繁重。是年10月，日寇在惠阳大亚湾登陆，来势汹汹，他调任第二游击区第四支队长。这个支队，是以原来的集训大队为基础，再从自卫团中抽调四个中队的官兵组成。10月21日广州失陷，近郊各军事仓库的管理人员纷纷逃跑，在伍观淇 的亲自指挥下，第四支队发动群众到各仓库抢运出大批谷米、被服和枪枝弹药，为部队增添了实力。10月29日，日寇派出小队伍向江村作试探性进犯，被支队击退，连续几次骚扰，均未得逞。敌人恼羞成怒，于11月7日以一联队的兵力，战车廿余辆，飞机九架，经从化太平场，沿公路到新街站，再向南指，派出一大队由流溪河口的鸦岗村渡河，企图将禺北抗日武装全部歼灭。杨遂良在伍观淇的直接指挥下率部沉着应战，在给敌人以一定的杀伤以后，向西撤退，集中到三水县鹿和洞整训。这一杖，人们称之为“江高之役”，为广东人民抗日战争史谱写了壮丽的篇章。以后，第二游击区改编为第七战区第四挺进纵队，伍观淇当纵队司令，杨遂良任司令部主任参谋，与伍观淇同事的时间很久。在八年抗战中，这个纵队与敌人作敌不下数百次，经常出入于敌前敌后，跟敌人周旋，迭获战果。

抗战胜利后，第四挺进纵队奉命就地解散，他没有了职务。为了家计，他与几个友人合股在广州开设胜利居饭店。这时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接收人员变成“劫收”人员，大量搜刮民脂民膏，又派出特务查书店，打学生，秘密拘捕进步青年，搞到民怨沸腾，他思想上抵触很大。杨遂良又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，如毛主席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论联合政府》等，使他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。尤其使他身受其苦的是胜利居的主持人陈琳于深夜被捕，十多个职员被扣押审讯，生意大减，他不得已将该店顶给别人。

1947年春，他决定投奔革命，前往香港找到民主运动领导人李济深，商量如何利用旧属的关系，在蒋管区搞策反工作。是年8月，他策动番禺县政警大队长朱骥率队起义。朱是他抗战期间的战友。又是胜利居的饭店的股东之一。朱起义后被编为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第三支队二团独立大队，朱任大队长，后来在番花边境为反动军队围剿，壮烈牺牲。1948年春，杨遂良回到增城、龙门地区策动当地一部分自卫队起义，编入东三支建制。1949年6月，他到东江解放区，在东江行政委员会工作。广州解放后，先在市公安局工作，再调到国民大学任秘书长。高等院校调整后，改任华南联合大学校长室秘书。不久，调到民革广东省委员会任秘书长之职，直到1975年因病逝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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