鹅湖书院，坐落于江西省铅山县鹅湖山北麓，距古县城永平镇十五里，离今县城河口镇三十里。枕山面畈，林茂粮丰;龙、虎、狮、象四山环卫;飞泉流瀑瑰丽多姿;春、夏、秋、冬各领风骚。同治版的《铅山县志》这样描述了鹅湖书院的地理环境：“邻于僧，远于市，东有书楼，鹅峰对峙。烟霞苍翠，高山仰止，流风宛然。”
走近鹅湖山，走进这隐匿于田畈瓦弄之间的鹅湖书院，读过她徐徐道来的古院流风，远山近水、青枝翠木，不禁心胸豁朗，果然是一派典雅清丽的山水、田园、寺院景象。而更为人不舍的是，景象之中所包含的鹅湖书院悠远而壮阔的故事。
淳熙二年(公元1175年)春末夏初的鹅湖之会，将鹅湖山北麓的鹅湖寺推向了时代的高处。多年以后，参与鹅湖之会的朱熹、陆九渊、陆九龄、吕祖谦相继过世，但先贤们的慷慨陈辞，激辩宏论之声，依旧回荡在山谷中。他们的后学、门徒为了纪念四位先贤，在鹅湖寺西侧兴建 “四贤祠”，周围乡邻闻讯纷纷捐田捐钱，“四贤祠”很快建起，内置祭器，供奉着四闲牌位以为不时祭祀。这便是一种“存神过化”现象，即“先儒过化之地，名贤经行之所”。
嘉定元年(1208年)至绍定(1228-1233年)年前后，先有被朱熹称为“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”的门徒铅山人徐子融，在鹅湖寺旁“斩艾蓬蒿葺茅屋”聚徒讲学;后有来自上饶上泸畈，被朱熹 “每叹为难得”的门徒陈文蔚及其“绍定五年状元”的门人徐元杰，“聚徒讲学鹅湖，以斯文自任”， 徐子融、陈文蔚、徐元杰前后在鹅湖讲学近三十年。
淳佑十年，即鹅湖之会之后七十五年的公元1250年，江西提刑蔡抗视察信州，来四贤祠凭吊，参观了鹅湖之会旧址后，被鹅湖之会先贤们的才情和朱熹门徒不畏艰苦办学，以向后人传递先贤理念的精神感动。即上奏朝廷，请求皇帝为四贤祠赐名。当时那个提倡要灭人性欲，却私底下召妓入宫的皇帝赵昀虽名声不太好，但对学问却十分敬重，一道圣旨，敕命在鹅湖兴建书院并赐额为“文宗书院”。因为是皇帝赐名，文宗书院在铅山甚至整个南宋盛极一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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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279年，南宋沦亡，元室从蒙古入主中国。元初诸帝对发达的汉族文化深表重视，朱、陆之学开始传播并风靡北方;而朱熹的理学思想尤其深得人心。元二十九年(1292年)铅山升为州，称铅山州，隶属浙江行中书省。至1308年后，知州杨汝励在鹅湖寺旁重建四贤祠。元皇庆二年(1313年)，州守窦汝舟拜谒书院，见旧讲堂荒芜，破败不堪。于是奏请皇帝，将文宗书院赐额为“会元堂”，并从鹅湖山北麓迁移至老县城西北(今天的永平镇)，书院的管理制度向佛庙学习，设山长、直学主持书院。首任山长、直学分别为江西乐平人氏黄谦和浙江兰溪人氏吴师道，这两人本身就是崇尚朱学的理学大师，在他们的推崇与管理下，元代朱学盛极一时，书院更是名享天下。全国读书士子的思想几乎全是受其支配与影响。朝廷诏行科举也按朱学考试，以朱子章句、集注为标准选拔人才。可惜元末天下大乱，战火烧遍了千里江南。会元堂也在战火中毁于一旦，曾经名扬海内外，以培育国家青年才俊为宗旨的圣贤之地，终因战乱而沦为虎狼出没之境。文宗书院又一次成了“寒鸦古木、荒藓残烟”之所，其荒凉之度令人侧目。

明朝洪武二年(1369年)，铅山由州降为县重新回到铅山县的称谓，隶属于广信府;洪武四年(1371年)广信府改为隶属于直属元朝中央政府一级行政区的江西行中书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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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你方唱罢我登场之间;时间过去了近百年，景泰四年(公元1453年)的春天，古老的驿道传来清脆的马蹄声，时任广信知府姚堂视察属地路过被战火焚毁的书院，见书院只剩得朽柱一楹，屹立于荆棘丛中，犹如西风里贫困潦倒的瘦诗人，不禁驻足怅惘，仰天感慨，心底升起修复书院的强烈欲望。此时，杜鹃花盛开，在阳光下，在鹅湖山层叠的青翠里，越显红艳。姚堂立即将修复书院的构想传递给了来广信府视察的巡抚韩雍，韩雍听了姚堂关于书院现状和修复愿望后，大受感动。立即起章奏明朝廷后，秉尊代宗皇帝旨意，于国库拨银白两，在宋代文宗书院的旧址上重修扩建。增设了藏书楼、泮池、四贤祠和士子号房，重塑四贤肖像，耗时一年多，于景泰五年即公元1454年竣工，大门题匾为“鹅湖书院”，并由大理寺正卿大学士李奎凿碑为记。这是书院第一次以“鹅湖书院”的匾额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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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欢将前任的历史标注按照自己的意愿涂改，或许是那个时代权贵者的恶习。弘治年间，好端端的书院又被人迁往山之绝顶，即鹅湖山峰顶。这一迁徙，书院的海拔是高了，但书院却从此走向了颓废，这一衰败，就是五六十年。明正德六年(1511年)，时任江西提学副使，主管江西学校教育的李梦阳，来到鹅湖书院，见山上地势危峻险僻，书院房舍毁坏，人迹罕至。便在山下寻见原址，却见早先的书院遗址早已荆棘荒草遍布，这位生于西北的文人，慨然兴怀，决意重建书院。命当时的县令秦礼修复书院。秦礼不敢怠慢，即刻筹措资金、劳力，在旧址上将书院重建。重建后的书院，正堂五楹，外门三楹，并于泮池前立石坊一座。石牌坊前额匾书写“斯文宗主”，后额匾书“继往开来”，仍以“文宗书院”为名。于是，朗朗的读书声，重又回到人间。
万历初年(1525-1582年)，因锐意改革而受到百姓拥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，因当时的士大夫多好于讲学而误政事，这让张居正十分讨厌讲学之风，于是诏命废天下书院。鹅湖书院也在应废之列。经当地士绅再三请求后才保留了“四贤祠”。张居正死后不久，书院随即恢复。此后的万历十四年(1586年)，县令陈公映、万历十八年(1590年)，翰林院编修刘曰宁、知县唐应诏，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，南昌刘云峤太史等，都将他们的汗水与足迹留在了修缮书院的字里行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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踩着书院斑驳的地砖，如同倘佯在民族斑驳的历史里;不难看见，鹅湖书院的兴与衰，毁与建，无不与朝代的更迭与战火相关。正如元代诗人张养浩所言：“兴，百姓苦;亡，百姓苦”。意思是：天下安定，皇家定要大兴建设，劳民伤财，百姓不好过;而国家灭亡，灾难四起，战祸不断，百姓更要受苦不得安身。是的，无论有形还是无形，鹅湖书院就这样静静地坐观并且隐忍着世间的折腾。在已经过去的漫长的岁月里，她以一种超脱于大喜大悲之外的胸襟，享用着氤氲的佛香、书香，也笑看着无数的血光、火光。一切的一切，都随时间的流逝而淹没在她身前身后，那萋萋芳草里向左向右延伸的千年古道中。